日期：[ 2007年12月25日 ] 版次：[ GD24 ] 版名：[ 广州杂志 ] 稿源：[南方都市报]

　　家族故事名人传奇第五十五期（总第170期）

　　历史的枢纽

　　吴氏中医街从繁华到没落的见证者

　　名中医吴维城坐在记者面前很健谈，吴家若从他的曾祖父吴若鹏算起，到他堂兄的儿女，已整整五代行医了。

　　吴若鹏乃儒医，在顺德家乡边教书边行医。至今，吴家还保留着吴若鹏的画像：身穿黑褂蓝袍，手执书卷，面露微笑，一看就是晚清民国的教书先生。吴维城的父亲吴灼燊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自传》中说，自己8岁就跟随吴若鹏读书塾。可以说，吴家作为中医世家，是从这幅画像开始。

　　到了吴维城祖父吴锡蕃这一代，他专精医学，20岁就挂牌执业。1911年，吴锡蕃从广州医学求益社毕业，获得一等毕业文凭，并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行医执照。求益社只存在了短短六年，到了1912年就停办了，但对近代广州中医事业作用很大，是当时有名的学医机构。从求益社毕业后，吴锡蕃回到顺德家乡行医，直到终老。吴维城说，祖父在顺德当地是个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对病人不分高低贵贱，连土匪都很尊重他。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可能也正因其医术高明，1933年，广东省卫生部门聘请吴锡蕃为广东省第五届中医考试阅卷委员。

　　幸运的是，吴维城保留了不少父亲吴灼燊的资料，有一份写于1957年的《自传》，写在一张小纸上，字迹有力流畅，一看就有书法功底。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更好体会到一个中医世家在社会中的变迁浮沉。

　　吴灼燊是1932年通过广州市卫生局的中医考试的，第二年就来到广州和平西路开设诊所，当时叫“拱日西路”。广州沦陷后，吴灼燊避难香港，继续行医。三年后香港沦陷他又返回广州在家中开诊，家门前的这条路曾改名为“抗日西路”，并在1949年后再次改为“和平西路”，“文革”期间，这条路被红卫兵称为“战斗路”。历史的变迁就体现在路名的变化中。

　　吴灼燊是1962年颁布的广州地区42位名老中医之一，他医术精湛，威望很高，在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广州市中医院）工作的时候，负责高干特诊，甚至“文革”时的军代表也找他看病。吴灼燊在《自传》中说，“生平在医言医，除与病人诊病外，甚少社会活动”，但吴维城说，他常和他尊敬的梁澄宇老中医去茶馆喝茶。

　　吴维城是从广州中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去了广东信宜农村工作。吴灼燊亲自送儿子到农村的。本来让儿子留在身边也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

　　吴维城在广州市中医院工作了几十年，从普通医生一直到院长、中研所所长，2000年和2001年，先后被评为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名中医。拜访时，记者没想到曾担任广州市中医院院长的吴维城还住在老房子中，事先也不知他对和平西路的感情和了解。但是通过请教吴维城，记者感受到了活生生的家族温情。

　　中医世家在历史变迁中浮沉，名中医的风尚却得以传承。

　　后世访谈

   60多年来，吴维城一直住在和平西路，他父亲曾在这里开设诊所。五十年代的中医街，如今已变成商铺林立，车辆人流匆匆而过，本来不宽的街道因市政施工变得更加狭窄。

    吴维城的家里布置得古香古色，和这相映衬的，是他至今保留着医学求益社颁发给他祖父的文凭和卫生部长李德全签注的父亲中医开业执照等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

　　健谈的吴维城，谈起四五十年代和平西路上的中医，如数家珍，他太熟悉了，在一条街道上居住了64年，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幕降临，为了让记者更好地了解以前中医街的盛况，吴维城带领记者沿着和平西路，逐一介绍他家附近的中医和诊所。当年和平西路上中医景象，似乎历历在目。

　　土匪都尊重的吴锡蕃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父亲有没有给你讲过爷爷的故事？

　　吴维城（以下简称“吴”）：听我父亲讲，爷爷医术很高明，路上遇到“大天二”（恶霸）抢劫，发现是救命恩人，就放行。那些土匪都很尊重我爷爷，不打劫他，一来知道他没钱，二来知道他做人很好，救死扶伤，他在当地是很有名的老中医，行善积德，一般土匪都不敢招惹他，甚至有病还请他来治。现在顺德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提起吴锡蕃还是有印象的。他看病不分贵贱，当时很多土豪劣绅、省市的行政长官找我爷爷看病。他很有爱心，常对穷人赠医施药。另外，他还是顺德保生医院的主席，这是个慈善医院。

　　记：你爷爷有兄弟吗？他把医术都传给了谁？

　　吴：爷爷有个弟弟在香港先施公司工作，我称他叔公，名吴礼耆。我们家族较大，爷爷有妻妾，子女众多，学医的有四个儿子。我父亲吴灼燊排行老大，二叔吴亿仲，三叔吴兆燊，六叔吴纪新，都继承了爷爷的医术。这四位父辈都已过世，三位叔叔都在顺德行医，三叔和六叔的后人现在还有多位当医生的。

　　记：吴锡蕃其他儿子做什么？

　　吴：除了上面提到的，我见过的叔叔还有九叔淦燊、十四叔庆燊、十五叔昶燊、十八叔瀛燊在香港先施公司做中层管理人员。二十一叔悦燊，他们都已去世。现只有十七叔吴泮燊还健在，70多岁了，是顺德一中有名的物理老师。三叔行医的儿子有两个，吴维信和吴维德，夫妻俩都是医生。另一个儿子吴维忠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主任播音员，60年代就播音了，他艺名叫纪峰，是著名播音员，年纪大些的人都听过他播音。六叔行医的儿女有三位，儿子吴家勉在顺德第一人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达四十五年，现已退休。女儿吴家玲、吴家淑在顺德勒流医院分别从事妇产科和中医师工作。

　　记：你父亲是怎么跟你爷爷学医的？

　　吴：就是跟班，在旁边站着，看爷爷如何看病开方。我爷爷看病时根据四诊所得，把舌象脉象告诉他，然后就叫我父亲体会，最后是抄方。一定要通过抄方才可以入心。以前开方，不像现在单开处方，要写方论。要在处方的右侧先写症状、脉象、舌象，以脉论证，然后才开方，习惯称为脉论。一抄方，印象就深了。跟师就是通过口述，然后跟学的人就要写方。写得多了，就知道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以前侍诊过程就是实践，学东西了。当时我父亲，二、三、六叔都是这样跟师的，当然还有看医书自学。

　　和平西原有许多私人医馆

　　记：你父亲什么时候来广州的？

　　吴：1932年，父亲通过了广州市卫生局的中医考试，第二年就来到广州，在拱日西路（现和平西路）开设诊所。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父亲避难香港，在香港中环利源西街5号二楼继续行医。1942年回到广州，继续开诊。当时和平西路是有名的中医街，有很多知名的中医。日本人打到顺德后，我们整个家族都流散了，我有一些叔叔去了韶关的孤儿院，后来就一直留在粤北一带；有些叔叔、姑姐去了香港，叔叔辈的子女多居住在香港、顺德、粤北，但再下一代的子女就在世界各地了。

　　记：你小时候，和平西路的中医街都有哪些中医？

　　吴：刚刚解放时，我开始记事了，整条街大部分是诊所，大概有二三十家。比较有名的是刘赤选，曾任广州中医学院的教务长。关汝耀、杨志仁也很有名。

　　据我所知，医生街里这三个人1956年广州中医学院开办的时候就参加学院工作了，其他人则去了各家医院。我父亲去了传染病医院，内儿科专家区少章也去了传染病院。1956年大联合的时候，有些医生去了联合诊所。那时候，和平西路上内外妇儿科的医生都有。

50年代，个人不准开诊，中医或去联合诊所，或去医院

　　记：和平西路上的中医都组织了哪些联合诊所？

　　吴：大联合的时候，我在读中学。和平西路附近有很多家联合诊所，大公联合诊所就是其中之一，不少医生就去了那里。大公诊所原来是林国铭的私人住宅，也做过清平卫生院。林国铭去了工人医院，他是搞内科和妇科的。还有些医生去了省级医院，有的去市一和其他市级医院，有些去了区级医院。

　　例如，我家斜对面的卢佐文去了铁路医院。儿科专家何蔼谦去了儿童医院。叶伯良进了联合诊所。有些中医师去了香港，如黄彪、何若川等。

1956年之前，和平西路上有哪些开诊所的，我可以一路数过来，因为当时父亲也在这里开诊所，我一出街见到的都是世叔伯，都认识我的，还说我经常跟在父亲后面，是“秤砣坠”。哪位在哪间诊所开诊我都清楚。

　　记：1956年成立中医联合诊所时，为什么你爸爸没跟其他人搞这个，而是应聘到传染病医院？

　　吴：是传染病医院院长李钜泉亲自来请我父亲。当时不准个人开诊所，提出要发展中医、省市级医院就都纷纷聘请老中医到院工作。但还有些医生坚持私人开业，哪里都不去的，也能生存下去。

　　记：自己开诊，政府会管制吗？

　　吴：也没压制，不吸收他到单位工作就是。当时是“一阵风”，但很厉害，一定要进联合诊所，不提倡私人开业。慢慢有些人又离开医疗单位，半明半暗开诊。当然不给政府知道。

　　记：当时你父亲和哪些中医来往比较多？

　　吴：来往最多的是梁澄宇、黄子明、黄彪。梁澄宇是很有名的伤寒医家，他治大热症是很厉害的，他是和我爷爷同辈的，父亲叫他世叔，常和他去饮茶交流中医。梁澄宇的儿子叫梁道平，父子俩一起在和平西路开诊所，两间房挨着，梁澄宇是中医，梁道平是西医。现在那栋楼还在，连天台四层，很漂亮。

　　另外一个有名的医生叫做庄省躬，还有一个叫叶伯良。名医黄彪住在我家斜对面，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学医的，大儿子叫做黄文杰，在工人医院中医科当医生，退休以后就去了国外定居；另外两个儿子都是在澳门行医，一个叫做黄文兰，一个叫做黄文江。黄子明也是有名的中医师，他的儿子黄宪章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原骨科主任。

　　另外，我父亲和刘赤选、关汝耀、潘继善、区少章、陈君持来往也比较多。陈君持是骨伤科医生。还有张桂甫、叶锦湖、潘健雄、黄宗勉等在和平西路开诊的都是好朋友。

“同街的中医常聚会交流”

　　记：当时中医街上这些医生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吴：他们经常聚会。五六十年代的中医就是通过聚餐、中医学会的学术活动沟通的。1954年前有中医公会，之后有中医学会。同一条街上中医的聚会就更加频繁。在聚会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交流学术，不光是吃。因为大家都是开诊所的，诊疗绝招也不可能全部都告诉你，但探讨和交流都是采取这样的形式。

　　和平西路上的医生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一到下午吃晚饭前，很多医生都会站到门口，互相打招呼。一有空，看完病，甚至是饭后天还没黑，又继续站出门口聊天交流。我那时候上初中，四五点钟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站在门口聊天，我沿着回家的路叫叔叔叫伯伯，乱叫一通。我小时候是“乖乖仔”，跟着爸爸转来转去，那些世叔伯又捉住我跟我玩，所以我跟整条街的医生很熟的。我家旁边的谢惠民是谢培初的儿子，胖胖的，人很和蔼，医术很高明。

　　当时中医既竞争又团结，他们都有个优点就是“不会中伤他人”，说自己厉害，别人不行。如果有这种情况，大家会声讨他，这叫医德。各人都有一批病人。除非你治不好，病人到别的医生那儿治，你也无话可说了。但不会恶意中伤同道来拉拢病人，都讲行规和医德。

“父亲开诊，我站在旁边看”

　　记：你父亲1958年就到了现在的广州市中医院？

　　吴：以前叫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只有三层楼。我父亲很早就是广州名老中医了，在1962年召开广东省名老中医大会暨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拜师大会时评的。

　　记：你父亲是怎么教你学医的？

　　吴：父亲开私人诊所的时候，一有空时他就要我站在旁边看他诊病。看完病，就当着病人的面，告诉我这是什么病，让我摸摸脉。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背方歌，背医学三字经。当时我还没学医，正在念小学。所以我接触中医的理论、中医的学术名词是很早的，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也鼓励我将来当个中医，所以1962年我就到中医学院读书，1968年毕业。当时的中医学院是六年制，比现在的学制长。

　　记：你在广州中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学风怎样？

　　吴：学风很浓厚，中医学院的老师很多都是名教授、名中医，都教过我们。关济民教中药、关汝耀教诊断、胡海天教内经、刘仕昌教温病；贺志雄教伤寒；邓铁涛教各家学说。朱敬修、刘赤选、冯德瑜还当过我们的教务长。1962到1968年相对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了，祖国刚刚康复，学术气氛浓厚，考大学看高考成绩，不唯成分，同学们都很好学。那时正是中医学院的发展时期，在中医学院上学，真是受益良多。但“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名教授都逝世了。

　　记：你兄弟姐妹几个？

　　吴：父亲一共四个孩子，我还有三个姐姐。我大姐吴宝绵也是学医的，她是五十年代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结婚后跟姐夫去了军工厂，现已退休，七十多岁了。我二姐吴宝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现侨居加拿大。我三姐吴宝仪是华南化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的。我排行第四。

　　记：你父亲有没有要求每个人学医？

　　吴：他只要一两个孩子学医就行了，但他希望我学中医，因为只有我一个儿子。女儿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大姐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医学院，所以就没机会读中医高等院校。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我不强调子女要学医”

　　记：你的孩子有没有当医生的？

　　吴：两个孩子，我女儿是搞金融的，儿子是搞经济的。我比较开通，并不强调他们学医，看他们兴趣。两个孩子看我年轻时当医生太辛苦了，隔两天晚上就要值班，经常看不见父亲，他们就不想学医，我也不勉强他们。七八十年代，我们都是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的，整天都要值班的。我既要在病房工作，也要在急诊工作。1972年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正带队在湖南修湘黔铁路，去的时候我爱人刚怀孕，一年后回来，女儿已经2个月大了。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是怎样的我都没见过，回来就有一个女儿了。我那时还没入党，但当时的干部很纯朴，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讨价还价，有困难自己克服。

●家族往事

　　吴灼燊帮猩猩看病

1969年8月，广州动物公园的小猩猩染上细菌性痢疾，拉肚子，动物园把它送进广州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一直未见效。这只小猩猩的母亲是非洲友好国家赠送的，很有纪念意义，据说母猩猩一共生了三只小猩猩，前两只都夭折了，就剩这只。

　　当时，有关部门找到吴灼燊，让他给猩猩治疗。领导叮嘱说，治疗猩猩是政治任务。于是吴灼燊到儿童医院给小猩猩号脉，并开了一些中药给猩猩吃。不久小猩猩就康复了。

　　随父享用高知餐券

　　吴维城回忆说，经济困难时期，按当时的中医政策，国家会给高级知识分子餐券，凭着高知餐券，可以到指定酒家点蚝油牛肉。当时的蚝油牛肉相当于现在的鲍参翅肚，很珍贵。而吴维城常跟着吴灼燊去吃蚝油牛肉。

　　当时，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优惠券，有时大家拿出来集体聚餐。不过，这种“高知餐券”每月发一次，吃一餐就用完了。

“先不要吵，让吴老先过”

　　吴灼燊医德高尚，为人和蔼，当时找他看病的首长的小汽车排满了整个医院的门口。“文革”时，两派斗得厉害，但看见吴灼燊走过，都说，“先不要吵，让吴老先过”，过后再继续大辩论。

　　吴灼燊病重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由于儿子吴维城当时在信宜，吴灼燊提出“能不能调我儿子回来继承我的事业。”军代表当场答应了他的要求：“应该的，应该的，这是特例，我们马上跟你儿子工作单位商调。”

　　酸枝桌椅被迫扔大街

　　吴维城家原先有些酸枝桌椅，“文革”时这些东西属于“四旧”。吴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把这些东西搬到马路上扔了。

　　忆起这些事，吴维城感慨地说，现在的酸枝很值钱，但当时没有人敢要，家家户户的酸枝桌椅、花瓶、古玩全扔到大街上，堆成一座山，没人捡，当垃圾不知清去哪里了。如有人捡去，现在再拿出来卖就值钱了。

●简易族谱

●吴若鹏（1848-1923）

　　顺德人，一边教书一边行医，早上上课，晚上和课后给人治病。擅长内科、儿科，妇科等，治病常不计报酬。

●吴锡蕃（1877-1942）

　　顺德人，吴若鹏之子。少入私塾读书，聪敏勤奋，悟性超常。18岁跟其父教书、学医，20岁挂牌执业中医。1911年，吴锡蕃毕业于广州医学求益社，随后回乡行医。擅治内科、儿科、妇科，特长奇难杂症，善医发冷、肾病、肺病。晚年名声甚广。穷人看病，常免除诊金或赠药。曾任顺德慈善医院保生医院主席。吴锡蕃子女众多，其中有四个儿子行医。

●吴灼燊（1901-1971）

　　吴锡蕃长子，出身中医世家，少年随父学医。1921年起，先后在顺德、香港、广州行医。三十年代在和平西路开设诊所，擅长内科、儿科、妇科。1957年到广州市立传染病医院工作。1958年调入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广州市中医院）。吴灼燊是广州市第四届政协委员，1962年被评为广州市第一批名老中医。

●吴维城（1944年-）

　　吴灼燊之子，原广州市中医院院长、广州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1962-1968年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东信宜工作，1971年调回广州市中医院。2000年被授予广州市名中医称号。2001年被授予广东省名中医称号。吴维城擅治中医内科疑难杂症，主持中医男科专家门诊工作。现任广州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内妇儿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宋金绪 实习生 何艳婷

　　本版摄影/图片翻拍:本报记者 邹卫

　　通讯员李大鹏王保高三德